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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的10月1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頻方式出席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時，在所發(fā)表的主旨講話中提出要啟動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響應習主席的號召，北京國家植物園成為中國第一家正式掛牌的國家植物園;按照林草局的說法，“這標志著我國植物園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消息公布之后，《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媒體紛紛報道，關注焦點基本都集中在國家植物園的遷地保護功能之上，因為國務院在批復函中明確指出，國家植物園的建設要“堅持以植物遷地保護為重點”。也正因為如此，坊間一些對國家植物園體系的異議，也大都圍繞這個重點展開。比如最近某自媒體賬號上就連續(xù)發(fā)表質疑文章，核心論點之一，就是遷地保護不是植物多樣性保護的“萬靈藥”，甚至算不上是好藥。

遷地保護與就地保護的關系，是重大而嚴肅的學術問題，有爭論是好事。長年從事植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華南植物園專家文香英和陳紅鋒指出：“相對就地保護，雖然遷地保護不是首選的保護方法，但是日益增加的生境喪失、非法采伐和火災、保護區(qū)的不完全覆蓋以及氣候變化的影響，意味著并非所有物種都能在自然棲息地中得到保護，這導致對遷地保護方法的需求不斷增長”。當然，遷地保護必須遵循嚴格的科學方法，并與野外回歸相結合，發(fā)動包括自然保護區(qū)、林業(yè)部門、當地社區(qū)等多方的合作，實現瀕危植物的綜合保護。

在業(yè)界專家的上述意見基礎上，國家林草局認為：“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是就地保護的主要形式，建設以國家植物園為引領的植物園體系是遷地保護的主要形式，二者缺一不可、有機互補，形成我國較為完整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體系。”這一意見是較為公允的。

然而，相對遷地保護的爭論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植物園是否只有遷地保護的功能?它和公園到底有什么區(qū)別?“國家植物園”相對于一般植物園來說又應該具備哪些特點、起到哪些作用?如果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不思考清楚，那么異議者對國家植物園體系“云遮霧罩，急于掛牌”的批評就在所難免。

植物園的歷史和本質

要認識當代植物園的功能，必須從梳理植物園的歷史開始。

植物園最早的雛形，是一些文明古國的皇家園囿，包括古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中國西漢時代的上林苑、中美洲阿茲特克帝國的皇家花園等。這些皇家園林雖然彼此時空距離甚大，但頗有相似之處，其中栽培的植物以木本植物居多，而且大都是有用的經濟作物。作為植物園的前身，它們由此為植物園奠定了一個重要的核心功能——重視有應用價值的經濟作物(大宗食用農作物除外)的引種馴化。

一般認為，現代植物園始于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本草園(藥用植物園)，1544年在意大利比薩建立的比薩植物園是第一個現代植物園。這些早期的本草園主要栽培藥用植物，供學者研究和教學之用。繼意大利之后，歐洲其他國家也陸續(xù)建立了類似功能的本草園。從16世紀后期開始，植物學研究逐漸從本草學中獨立。與此同時，“接觸時代”為歐洲帶來了大量異域植物，也需要有人加以研究分類。與這一學術發(fā)展基本同時，歐洲的植物園也逐漸從本草園中獨立。很多重要的植物園開始肩負重要外來經濟作物的引種功能，荷蘭人引種的咖啡，英國人引種的陸地棉，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例子。這樣到18世紀，現代植物園已經普遍具備了引種馴化、科學研究和教學輔助三個核心功能。

在19世紀到20世紀前期，現代植物園的功能和地位開始發(fā)生較大變化。一方面，歐美的植物園繼續(xù)發(fā)揮廣泛搜集植物種質資源的功能;這些植物大部分仍具有經濟價值，特別是觀賞價值，茶、金雞納以及許多園藝植物都是在19世紀通過植物園得到引種推廣的。與此同時，植物分類學研究也迎來了“黃金時代”，以擁有彼此配套的活植物園、標本館與圖書館的幾大植物園為中心，迅速積累了大量成果。另一方面，工業(yè)革命造就了歐美市民階級的崛起，使得許多植物園開始把向公眾開放作為新的工作之一。植物園由此開始負擔新的職能——公園的游憩展示功能和科普基地的科普教育職能。

20世紀后期至今，植物園(特別是發(fā)達國家的植物園)的功能和地位進一步劇變。生態(tài)學和環(huán)境危機的發(fā)展，使瀕危植物的資源保育工作成為植物園又一大核心功能。另一方面，植物園的游憩展示和科普教育功能越來越占主導，這也是這一時候大多數新設立的植物園的主要功能。至此，植物園的六大核心功能——(非大宗農作物的)引種馴化，科學研究，教學輔助，游憩展示，科普宣傳，資源保育——已經全部發(fā)展出來。

這六大核心功能還可以再行歸并。比如把引種馴化和資源保育歸并，把教學輔助和科學研究合并，就形成了另一個比較常見的對植物園核心功能的概括——引種保育，科學研究，游憩展示，科普宣傳。另一方面，引種馴化、資源保育、教學輔助和科學研究可以視為植物園的學術性功能，而游憩展示和科普宣傳可以視為植物園的社會服務性功能。通過這種概括，可以把植物園大致分為學術性植物園、社會服務性植物園和兼具兩種功能的綜合性植物園3類。

上面這番簡略的梳理表明，植物園(特別是綜合性植物園)并非僅有瀕危植物遷地保護這一個工作重點，而是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如果對古今中外林林總總的植物園的性質加以客觀地總結概括，那么《中國大百科全書·建筑、園林、城市規(guī)劃卷》(1988年)對植物園的定義——從事植物物種資源的收集、比較、保存和育種等科學研究的園地，還作為傳播植物學知識，并以種類豐富的植物構成美好的園景供觀賞游憩之用——是最為全面準確的。然而，植物學界對于植物園的功能一向有主觀期待，希望它能具備學術研究功能。因此，如果把規(guī)范性(植物園應該是什么)和描述性(植物園實際是什么)結合起來，我們可以為植物園做出如下定義：植物園是以開發(fā)利用植物為目的，收集活植物資源供引種保育、科學研究、游憩展示或科普宣傳之用的機構。

這里的“開發(fā)利用”應當從廣義理解：不僅引種馴化是利用，把植物用于教學、造景、科學傳播和資源保育也是利用。這樣一來，通過引入“開發(fā)利用植物”這個規(guī)范性目標，植物園就成為攜帶著任務的機構。植物園的各個核心功能，都可以根據開發(fā)利用植物的總目標制定實現任務的細則。這個目標，正是讓植物園區(qū)別于一般公園的本質特征。

植物園的現狀和前景

明確認識了植物園的性質之后，也就不難理解植物園的現狀，并對植物園的前景做出展望。

20世紀后期以來，植物園的早期重要功能——引種馴化——逐漸衰退。盡管新優(yōu)園藝植物的引種馴化仍在進行，也偶爾會有一些經濟價值更大的經濟作物(如用于制造風力發(fā)電機葉片的輕木)在原產地之外得到成功引種的報道，但總的來說，植物園引種馴化的功能在21世紀已經大為失色。與之類似，植物分類學在植物科學中也不斷邊緣化，使得植物園的科研工作必須與時俱進，與分子植物學等當代植物科學中的主流領域結合。

這些趨勢不可避免帶給人一種感覺：隨著生命科學的現代化和精細分科化，植物園的功能似乎正在被各現代學科的研究機構分別取代——曾經的研發(fā)藥用植物的功能，被現代生物醫(yī)學取代;曾經的引種栽培功能，被農業(yè)產業(yè)鏈取代;甚至就連19世紀中期興起的游憩展示和科普宣傳功能，也可以被現代公園、博物館或專業(yè)展覽、各種科普基地取代。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大眾眼中，“植物園”和“公園”似乎沒有多大區(qū)別。

然而在今天這個全世界植物園都要面對大轉型的時代，如果深入思考，卻也并非不能為植物園的發(fā)展找到能把握住時代脈搏的戰(zhàn)略新方向。

首先，植物多樣性是植物園自誕生以來一直引以為傲的根本特色。只要這個特色不丟掉，植物園就一定會葆有無法替代的功能，起到無法替代的作用。因此，無論是引種馴化、資源保育還是科學研究，都應該以植物多樣性為核心，發(fā)揮植物園在這方面的長處，以種質資源中心的高水平，積極開展一般科研和保育機構做起來較不熟悉的工作。

比如，雖然在藥用植物資源開發(fā)方面，植物園已不復昔日輝煌，但是學界對植物制造的天然產物的種類的認識至今仍然沒有窮盡，對于這些天然產物背后的生物合成機制更是知之甚少。特別是植物的代謝途徑也具有分子層面的多樣性，要深入理解天然產物的代謝途徑，需要對有親緣關系的屬種展開博物學式的廣度研究，從對比和篩選中獲得更大的認知深度。由此積累的代謝知識，可以為未來合成生物學研究中以仿生學方法構建高效和大規(guī)模的藥物合成體系奠定扎實基礎。同樣，農業(yè)產業(yè)鏈所關注的作物引種栽培和研究，也往往集中于一些大宗作物。然而，幾千年來世界各地還馴化了許多小宗作物，并非每一種都得到了商業(yè)化機構的充分關注。仍然還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小宗作物以及作物野生近緣種，為植物園留下了施展身手的空間。藥物和食物這兩方面還可以聯合起來，通過“藥食同源”這一中華傳統(tǒng)智慧，更好地整合相關學術資源，實現更大的成果產出，特別是為代謝綜合征引發(fā)的慢性病等當代社會的重大公共健康問題提出新的解決方案。

其次，應該重視城市對植物園的重要意義。21世紀是城市世紀，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已達到50%以上，在2050年預計將達75%。但在快速城市化過程中，資源、環(huán)境和安全問題卻一直是制約城市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瓶頸，日益頻繁的極端天氣事件(如洪水和干旱)以及環(huán)境污染等災害，也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類面臨巨大挑戰(zhàn)。如何讓城市成為一個合理的生態(tài)系統(tǒng)、讓它擁有足夠的穩(wěn)健性，并緩解巨大人口數量和有限城市空間之間的矛盾，便成為新時代的重大學術課題，對中國的許多快速膨脹的城市而言尤為緊要。對于這樣的城市生態(tài)學研究，植物園完全應該積極貢獻自己的力量，作為應用城市生態(tài)學的技術中心之一，探索如何把“水泥森林”的本底改造成為綠色森林，積極尋找和培育適合城市綠化的植物，從生態(tài)層面滿足市民的高品質生活。這將是植物園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的重大任務。

再次，在21世紀占據主導地位的游憩展示和科普宣傳功能，應當理直氣壯地視為植物園的重要工作，而不應該因為它們“不是科研”，就予以輕視。事實上，在目前的國家植物園評估標準中，游憩展示和科普宣傳也都是重要的評估項。據北京市植物園科普館館長王康透露，北京國家植物園之所以成為第一家批準設立的國家植物園，與該園在這兩方面均有較強實力、能夠率先達到國家植物園認證水平也有相當關系。

最后，植物園應該把整合植物學作為開展工作的重要理論框架。所謂“整合植物學”，就是要把植物科學的各個研究層次和分支相互貫通，實現信息和知識的融會和整合。以瀕危植物的引種保育為例，整合植物學要求研究者能夠至少從個體、分子和生態(tài)系統(tǒng)這3個基本層次充分理解瀕危植物，既熟悉它的宏觀形態(tài)、生理習性和演化歷史，又了解它的基因組結構和生物化學特色，還清楚它在植被和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地位和角色;此外，與瀕危植物相關的人類文化，也可以進一步納入這個整合植物學知識體系。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之下，植物園將成為生物多樣性的信息中心和知識中心，由此又可進一步成為綜合性的研究中心。以整合植物學的信息和研究為依托，植物園又可以與其他從事保護工作的個人、團體和機構更好地合作，實現瀕危植物的科學保護。相信這是在中國以至全世界保護瀕危植物更有效的手段。

國家植物園體系的戰(zhàn)略價值

在展望了植物園的前景之后，對于國家植物園體系的建設目標，也便可以做出更清晰全面的思考。

國家植物園既然名為“體系”，就不可能只有一家。如著名植物學家洪德元院士所講到的，我國國土面積廣闊，自然環(huán)境多樣，各個區(qū)域在植被和植物區(qū)系上都有特點，因此按照規(guī)劃，每個重要的植物地理區(qū)域都應該設立至少一家國家植物園，北京國家植物園便是華北區(qū)域的代表。從國外經驗來看，雖然美國等國家的“國家植物園”確實只有一座，但在生物多樣性上極具特色的南非，其國家植物園卻有10座(未來還計劃籌建第11座)，分布在全國各地，連同動物園一起構成了南非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因此，中國的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并非沒有國外先例可循。

中國國土面積較南非大得多，植物園數目也多，目前已接近200家。在此基礎上，可以考慮建設一個金字塔狀的穩(wěn)定層級體系，國家植物園是其中最高一級，之下是各植物地理區(qū)域的重點植物園，再下是關注地域范圍更小的地方植物園。三級植物園相互支持、相互補充，從而形成統(tǒng)一的有機整體。

在這個層級體系中，作為最高級別的國家植物園，必須屬于綜合性植物園，也即必須兼具引種保育、科學研究、游憩展示和科普宣傳這全部四大核心功能，而且都達到一定水平。它們在這些功能上應該起到示范和帶頭作用，可以提升國內植物園的平均能力，帶動國內構建完整的植物保護和開發(fā)利用體系，提升植物資源的保護和開發(fā)利用等級。

不僅如此，作為中國植物園的最高水平和代表，國家植物園還應該積極參與到更高的體系——全球植物園體系之中。比起15–19世紀的航海時代和20世紀前80年的航空時代來，最近40年間，互聯網的迅猛發(fā)展，“大數據”等新興信息技術的崛起，使得全球性的信息交流極為便捷，這不僅讓全球植物園可以開展更大范圍的合作，而而且讓中國作為后發(fā)國家，能夠迅速逼近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植物園水平。因此，國家植物園理應積極追求國際影響力，能夠發(fā)起或參與區(qū)域性和全球性合作，對區(qū)域或全球能夠做出重要貢獻。比如，在西雙版納、華南、武漢及辰山植物園已經參與全球植物保護的基礎上，國家植物園應該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地參與和引領全球植物保護戰(zhàn)略，更加凸顯中國在東亞區(qū)域植物保護上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同時積極介入東非、東南亞、南美洲等生物多樣性熱點區(qū)域的保育研究，并可以考慮把這些工作與“一帶一路”倡議等更廣泛領域的交流合作結合起來，體現中國的大國責任和擔當。甚至在游憩展示和科普宣傳方面，我們也可以期待，走向世界的國家植物園能夠挖掘東方園林的優(yōu)良元素，與現代元素和植物園的特征相結合，建設具有東方風韻和現代特色的植物園式園林，實現植物園造園造景的審美創(chuàng)新，從而實現國務院批復函中所說的“講好中國植物故事，彰顯中華文化和生物多樣性魅力”的目標。

為了實現上述的美好愿景，在未來若干年的戰(zhàn)略機遇期內，我們需要做很多事情。首先，要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guī)，健全國家植物園體系的管理體制，建設起高效的運轉方式。其次，要注重國家植物園體系中各層級之間以及植物園與自然保護區(qū)、地方其他專業(yè)機構等單位之間的溝通和合作，盡最大可能實現資源整合，促進植物保護與利用的協同發(fā)展、就地保護與遷地保護的協同進行。再次，國家有關部門也不妨在人才、機制和財力上對國家植物園體系給予一定的傾斜支持，從而能在這個體系的建設初期助其迅速步入正軌，早日開始良好運轉。

相信未來的國家植物園體系一定能夠實現“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尊重自然、保護第一、惠益分享”的美好目標。